為什麼我要率國會代表團訪問台灣

作者：南希·佩洛西 - 來自加利福尼亞的民主黨人，美國眾議院議長

大約 四十三年前，美國國會以壓倒多數通過——吉米·卡特總統簽署成為法律——《台灣關係法》，這是美國在亞太地區外交政策最重要的支柱之一。

《台灣關係法》闡明了美國對民主台灣的承諾，為迅速發展成為關鍵夥伴關係的經濟和外交關係提供了框架。 它培養了根植於共同利益和價值觀的深厚友誼：自決和自治、民主和自由、人的尊嚴和人權。

並鄭重宣誓美國支持台灣的防禦：“考慮以非和平方式決定台灣未來的任何努力……對西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與安全構成威脅並引起美國嚴重關切。”

今天，美國必須牢記這一誓言。我們必須支持台灣，這是一個有韌性的島嶼。台灣在治理方面處於領先地位：目前，在應對 covid-19 大流行和倡導環境保護和氣候行動方面。它是和平、安全和經濟活力的領導者：具有世界羨慕的企業家精神、創新文化和技術實力。

然而，令人不安的是，這個充滿活力、強大的民主國家——被自由之家評為世界上最自由的民主國家之一，並自豪地由一位女性總統蔡英文領導——正受到威脅。

近年來，北京與台灣的緊張局勢急劇加劇。中華人民共和國（PRC）在台灣防空區附近甚至上空加強了轟炸機、戰鬥機和偵察機的巡邏，導緻美國國防部得出結論，中國軍隊“可能正在為統一台灣的突發事件做準備，以武力建國。”

中國還將戰鬥帶入網絡空間，每天對台灣政府機構發動數十次攻擊。與此同時，北京在經濟上擠壓台灣，向全球企業施壓以切斷與台灣的聯繫，恐嚇與台灣合作的國家，並壓制來自中國的旅遊業。

面對中國共產黨（CCP）加速的侵略性态势，我們國會代表團的訪問應該被視為一個明確的聲明，即美國與我們的民主夥伴台灣站在一起，捍衛台灣的安全和自由。

我們的訪問——作為訪問該島的幾個國會代表團之一——絕不與長期奉行的一個中國政策相抵觸，該政策以 1979 年《台灣關係法》、美中聯合公報和六項保證為指導。美國繼續反對單方面改變現狀的努力。

我們的訪問是我們更廣泛的太平洋之旅的一部分——包括新加坡、馬來西亞、韓國和日本——重點關注共同安全、經濟夥伴關係和民主治理。我們與台灣夥伴的討論將集中在重申我們對台灣的支持和促進我們的共同利益，包括推進自由和開放的印太地區。今天，美國與台灣的團結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不僅對島上的 2300 萬人民，而且對數百萬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壓迫和威脅的人也是如此。

三十年前，我作為一個兩黨國會代表團前往中國，在天安門廣場，我們展開了一面黑白橫幅，上面寫著“致那些為中國民主而死的人”。我們離開廣場時，身穿制服的警察追著我們。自那以後，隨著習近平主席加強對權力的控制，北京糟糕的人權記錄和無視法治的狀況繼續存在。

中共對香港政治自由和人權的殘酷鎮壓——甚至逮捕了天主教紅衣主教約瑟夫·陳——將“一國兩制”的承諾扔進了垃圾箱。在西藏，中共長期以來一直領導一場運動，抹殺西藏人民的語言、文化、宗教和身份。在新疆，北京正在對穆斯林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民族實施種族滅絕。在整個大陸，中共繼續針對和逮捕敢於反抗政權的活動人士、宗教自由領袖和其他人。

當中共繼續威脅台灣和民主本身時，我們不能袖手旁觀。

事實上，我們這次旅行是在世界面臨專制與民主之間的選擇之際進行的。隨著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有預謀的非法戰爭，殺死了成千上萬的無辜者——甚至是兒童——美國和我們的盟友必須明確表示我們永遠不會向獨裁者屈服。

當我在 四月率領一個國會代表團前往基輔時——這是美國對被圍困國家的最高級別訪問——我向弗拉基米爾·澤連斯基總統轉達我們欽佩他的人民為烏克蘭和全世界的民主而捍衛民主。

通過訪問台灣，我們兌現了我們對民主的承諾：重申必須尊重台灣——以及所有民主國家——的自由。

- 原載於《華盛頓郵報》